從方言看文化——以諸城方言中的名詞義類為例

山東省諸城市的方言屬于膠遼官話片區，在普通話日漸普遍的今天，諸城方言展現出其獨有的地方魅力，以某種變化適應著社會發展�，F以諸城方言中的名詞義類為例，以例證的方式淺析諸城方言的特色，以揭示隱藏在其背后的潛在原因和文化意義。

諸城方言是北方方言區膠遼官話下東濰片區的一個重要分支[1]，其方言特色十分明顯，無論是在名詞、動詞、形容詞方面，還是在嘆詞、副詞和語氣助詞方面，都帶有不同于山東中西部地區的“膠州味兒”，其既與普通話的發音和意義大不相同，又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山東方言的特征。但同時，由于諸城市地處濰坊、青島、日照三市的交界處，并不是純正的膠遼官話，所以這種特征又與濰坊市和青島市的方言有所區別，呈現出獨特的地域特色。如在名詞義類中，以“辣絲子”為代表的地方特色食物名稱，不僅展現出了當地人對事物命名的思想邏輯，更以一個“子”為結尾體現了諸城方言的語言習慣；再比如，以“上某地”“家去”等為代表的動賓形式的動詞短語，體現出當地人民說話簡潔流暢的語言習慣；在形容詞的表達上，諸城方言往往會用疊詞的方式[2]，來增強形容詞的表現力，如形容價格高昂用“大貴貴”來表達，形容路途遙遠用“大遠遠”來表達，形容人的性格文靜則用“穩住住”來表達；而諸城方言中的副詞一般為“奇”，意為挺，表一般程度的修飾；“剛”，意為非常；“血”，意為極其，表強烈語氣；一般在這些副詞后面加上形容詞來增強形容的程度。本文將視角聚焦于山東省諸城方言的名詞義類的解析，對不同類型的名詞進行示例分析，并以此來探究隱藏在這種語言使用習慣背后的原因[3]。

稱謂名詞

諸城方言中，與山東許多地方的方言和全國普通話不同的，首先是部分親屬稱謂的變形。如許多諸城當地人將普通話中的“姐夫”叫作“哥哥”，這個語用現象并未均勻地體現在諸城市的某個鎮或者街道，成為諸城方言的顯著特色，而是集中在以桃林鎮、辛興鎮、龍都街道、舜王街道等幾個與市區相近，受市區輻射影響較快、較明顯的幾個鄉鎮和街道上，或者出現在某些家中后代人數較少的家庭中。究其原因，山東諸城東臨青島，北鄰濰坊，南臨日照，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容易受到沿海經濟的影響，而經濟發展往往能帶動當地文化的快速轉變，諸城城區則更加明顯地體現了這種經濟帶動文化所產生的劇烈變動。所以，用“哥哥”來代替“姐夫”這一語用現象，一方面符合當下人們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希望自己不落伍、不希望被“叫老了”的心態，展現出了一種自我的年輕心態，是對傳統文化的輕度背離；另一方面，還能在某種程度上建立一種更加親密的親屬關系，將不是本姓氏的“姐夫”當作自己的“哥哥”，不僅使傳統父權主導下的親屬關系超越了血緣限制，也在更大程度上將兩個不同的家庭結合得更加緊密，這對于兩個家庭來說有著互幫互助的現實意義。除了這種現象之外，很多連襟之間，也會將“姐夫”與“妹夫”等稱謂改為“兄弟”，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傳統父權社會的沖擊，表現出當地文化向以女性家族關系為核心的方向轉變；而姑姨的子女之間的表親關系，也漸漸地由“表兄弟姐妹”轉變為“兄弟姐妹”。自我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我國山東東部沿海地區的“80后”“90后”和“00后”多為獨生子女。隨著獨生子女家庭或雙女家庭的增多，女方家庭便會將更多的期望和對后代的關注放在女婿身上，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哥哥”顯然比“姐夫”更有“人情味兒”，且女方家庭在現實生活中也需要女婿作為女方家庭中的男性成員承擔一定的責任和義務，這樣一來，兩個不同的家庭也會通過這種更加親密的稱謂方式，淡化山東地區根深蒂固的“宗法觀念”，更有助于提升兩代人的生活福祉。

其次，除“姐夫”變形為“哥哥”的例子之外，諸城方言中還有一些語用殘留現象。例如，在諸城方言中，“青年”和“嫚兒”有著特殊的文化意味。在當前社會，人們常用“帥哥”和“美女”來指稱陌生的男女，以此作為引出話題或向陌生人打招呼的開頭語，如“帥哥，打車嗎”或“美女，借過一下”等句式。然而在諸城方言中，雖然“帥哥”和“美女”在一定程度上與全國的用法一致，但是這兩個詞卻在大多數時候被“青年”和“嫚兒”這兩個詞所代替�！扒嗄辍痹谥T城方言中一般是指青春期到未婚之間的年輕男子，或指面相較為年輕的男子；“嫚兒”是指青春期到未婚之間的年輕女子。在當地，用這組詞語來稱呼年輕人時，在詞意的褒貶上往往傾向于褒義或中性。雖然諸城方言中也會用濟南話中的“老師兒”來指代陌生人，但是諸城方言會對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不同身份的人采取單獨稱謂，這種特殊稱謂也是諸城方言的特色之一。

最后，諸城方言中對一些約定俗成的稱呼也有著或大或小的區別。如，“姥姥”在諸城方言中被叫作“姥娘”�！按蟛�”和“伯母”被稱為“大爺”和“大娘”；“二伯”和“二伯母”則被稱為“二子爺”和“二子娘”，但是“叔叔”和“嬸嬸”卻被稱為“大大”和“娘娘”。姥姥將“外孫”“外孫女”一律統稱為“外甥”，舅舅也將“外甥”和“外甥女”統稱為“外甥”，這種稱呼習慣并不區分“舅舅”與“姥姥”的身份差異。從這種名稱的細分和粗略分類上可以簡單判斷出，諸城稱呼方言受父權社會的影響較重，不太關注女方家庭。對應普通話中的“叔叔”和“阿姨”，“叔”這一稱呼一般用于稱呼陌生男子，或沒有親屬關系的人；同理，“姨”這一稱呼也用來指代陌生女性，或無法判斷出具體年紀的女性長輩，這二者都是隨著近幾年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而產生的獨立語言現象。這些稱謂名詞的轉換和變形，無一不展現出親屬關系、經濟發展、社會風俗等不同方面對方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影響。

生活名詞

在日常生活中，名詞最能反映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往往也是一種方言區別于其他方言的獨特標志。諸城方言中對許多常見的事物往往有著獨特的稱呼。如在普通話或許多地方方言中被稱為“簸箕”“撮箕”“垃圾鏟”“灰鏟”的衛生工具，在諸城方言中被稱為“托子”，意思是人們可以用這個器物將垃圾或其他穢物盛起來，放到垃圾桶內，其十分形象地展現了“承托垃圾”這一動作，故以此命名。板凳被稱為“杌子”，特指方凳、小方凳，或便于臨時就座的家什�！拌蛔印眳^別于椅子、沙發等能夠長時間休息的家具，一般用于臨時會客或短暫使用的場景，這與諸城當地人民樂于串門交往的習俗和熱情好客的性格息息相關；同時，由于諸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當地人民并沒有很長的休息時間，因此在人們回家休息或就餐的時候，“杌子”這種簡單便利的日常小家具能夠很好地契合多種多樣的使用場景。

除了將方凳稱為“杌子”之外，諸城方言還將馬扎稱為“交叉兒”，其是用馬扎可以交叉成形的外觀特性來命名的，這體現了諸城方言對物品命名的獨特思維模式�！敖徊鎯骸迸c“杌子”的使用場景類似，都用于臨時會客或暫時挪作他用。但是相比于“杌子”放置在家里的堂屋（即客廳），“交叉兒”一般放置在“過道兒”（即大門入口處的一個寬闊走廊）或“飯屋”（即廚房）中，人們的坐姿也多為半蹲姿態或蜷腿坐，所以“交叉兒”的使用場景并沒有“杌子”那么正式，這種隨意的使用方式，體現了諸城人民接地氣、樸實的性格特點。在諸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交叉兒”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老年人走街串巷時常常會隨身攜帶以隨時休息或者進行短時間閑聊；家中的“勞力”（對為家中提供主要經濟來源的成年男子的簡稱）下地干活或出遠門坐火車的時候也會準備一個“交叉兒”，以備不時之需；街邊的小商小販、早餐攤、流動食品攤販都會為顧客準備大量“交叉兒”，以此來代替既笨重又占地方的傳統桌椅，很好地契合了地攤經濟人流量大、無固定場所的商業特點�？梢�，傳統的休息工具在新時代既能發揮它原有的作用，又能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發揮其余熱。

山東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產業的大省，其在傳統精工細作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新農業方式，加之引進了一些外來作物，故山東諸城方言中對一些作物或水果的稱呼完全不同于普通話。例如，諸城方言中的“土豆”因其根莖生長在地下，外形呈橢圓狀，類似雞蛋，被稱為“地蛋”，而非“馬鈴薯”或“洋芋”等全國統一叫法。同樣的，“玉豆”和“地瓜”是對“玉米”和“紅薯”的地方性稱呼，是根據玉米的顆粒狀或豆狀外形和紅薯的地下生長特性而取名的�！拔骷t柿”被稱為“柿子”而非“番茄”，普通話中的“柿子”在諸城方言中則被稱為“樹柿子”；同樣，諸城方言中的“石榴”指的是“山楂”，而非普通意義上的“石榴”，“石榴”則被稱為“大石榴”。這種化繁為簡的區分，也是當地人民爽朗直率性格的體現。

此外，還有基于當地人不同于其他地區民眾的生活方式而遺留下來的種種器物名詞，如“篦子”“蓋頂”“笸籮”“笊籬”等。這些竹制或編織的日常使用器物，都是諸城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所制造的生活工具，無一不展現出他們的生活情形。如“篦子”是由麥秸編織的，是用來蒸制、餾熟干糧或其他食物的器具；“蓋頂”則是用高粱稈制作的輕便鍋蓋，也能夠用于暫時盛放食物；“笸籮”則是用竹子編制的，吃飯時用來放干糧的小器具；“笊籬”是鐵制的網狀抄網，用來分離湯水和食物。這些看似陌生甚至聞所未聞的器具名稱，有些可能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被取代，或者因用新材料制作導致名稱變更，但是其所承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義，是對當地人民生活的真切體現。

“兒”和“子”的名詞尾綴

在諸城方言中，兒化音和以“兒”或“子”作后綴的詞占了很大一部分。以兒化音或“兒”為結尾的詞，如“茶碗兒”“小貓兒”“小狗兒”“小孩兒”“老媽兒”“老漢兒”“燈泡兒”“豆芽兒”“面條兒”等，這些組合都是相對固定的，大多數情況下不會隨意變更，當地人在語用中一般不會把“兒”去掉。在某些情境中，人們需要對描述的東西進行縮小化處理時，會根據使用情況的不同，對某些詞語進行兒化音處理，在這一點上，諸城方言和北方大部分方言一樣。例如，“臉盆”和“臉盆兒”所指的并不是同一個物件，而是當有兩個臉盆的時候，前者指較大的一個，“臉盆兒”則指小巧的那個。再如，人們在與小孩對話時，會明顯增加對兒化音的使用，以便小孩理解或接受大人所說的話。比如，成年人所說的“車子”和對小孩說的“小車子兒”，前者指的就是一般的自行車，后者則指適合小孩騎行的兒童自行車。此外，兒話音還能用于表達喜愛的情感，如“哎呀，看看這個小被兒，真好！”這句話表明說話者十分喜歡這床被子，而非這床被子真的很��；再如，“這小酒兒哈的，真愉怍（意為快活）！”該句話是指說話者稱贊酒好喝，包含稱贊之情，而非強調酒量之少。

除了“兒”之外，諸城方言中還有以“子”結尾的詞語[4]。諸城方言中，“子”的運用不像“兒”的使用有一定的變化性，其用法往往比較固定，基本沒有在某個器物名詞之后加上“子”來表示特殊含義的現象。如“托子”即“撮箕”，用“子”來輔助“托”，組成一個雙音節詞語，既簡單易懂，又生動形象；“車子”指“腳踏車”，由此可見，自行車在諸城人民的生活中曾是主要交通方式之一；“抹臉布子”即“手巾”或“毛巾”，說明毛巾在諸城當地一般是用來擦臉的，這種特定的指向性用途也與當地人的生活方式有重要聯系。類似的，“搭桿子”即“晾衣桿”；“樹枝子”即“樹枝”；“交叉子”即“馬扎”；“衣服撐子”即“衣服撐”；“杌子”即“凳子”，等等，從中既能看出這些名詞的命名方式和命名規則，又能通過對“子”的運用對事物的大小作出大概判斷。另外，還有一種十分特殊的現象，即“兒”和“子”的同義互換情況。比如，“手指甲蓋子”可以稱作“手指甲蓋兒”，“盒子”可以稱作“盒兒”，“玻璃碴子”可以稱作“玻璃碴兒”，形容某個小孩子調皮搗蛋不服管教時，既可以說“小死孩子”，又可以說“小死孩兒”，等等。

總的來看，“兒”和“子”在描述意義上都有表示物體“小”的作用，這也是它們能在某些情況下互通的原因，二者有些時候甚至能夠連用，但在某些情況下，“兒”也能表達一些其他的情感，如表示喜愛和贊嘆之情等。當然，除了在尾綴上增加“兒”或“子”的情況之外，還有去掉“兒”和“子”，只用一個詞來表示事物的語用情況，如“錘”“桃”“盤”等，這也是十分值得關注的語言現象。

總結

著名語言學家薩丕爾曾說：“語言背后是有東西的�！睆膶χT城方言名詞義類的簡要分類中可以看出，一方面，當地人民將自己的生活智慧和真切生活體驗體現在日常名詞中，如稱謂的流變反映了人口政策、經濟發展和文化變遷對當地人際關系的影響，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日常器具名稱則反映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情形，名詞后綴的細微區別能夠表達出普通話所表達不出來的具體情感，并且能夠結合語境產生額外的表達效果；另一方面，這種簡化式、具有形象思維模式的語言表達方式，必然與北方中原官話以及當地的地理條件、氣候條件和經濟模式關系密切。同時，諸城方言的使用能夠體現出當地人民直爽、通達的性格特點，這與諸城方言的簡練、直觀的特點密切相關。諸城方言在普通話成為全國通用語言的今天，仍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與諸城方言自身的包容性和創新性有著重要關系，也與諸城方言更符合當地人民的思維習慣和表達方式關系密切。

參考文獻：

[1]張晉龍.山東方言詞匯地理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9.

[2]張崇琛.談方言的文化價值——以諸城方言為例[J].職大學報,2013(03):35-39+82.

[3]王玉嬌.安丘方言特殊語法現象探究[J].濰坊學院學報,2020,20(03):34-39.

[4]解直委.沂水方言“子”尾的語法特征與語法作用[J].臨沂大學學報,2013,35(04):92-94.